口述我和农村妇女的，给女朋友讲又

问题二、自述格式是怎么样？

介绍。我的祖父叫周，出生在浙江绍兴。按照中国传统习俗，我的籍贯是从祖上算起的，所以我是浙江绍兴人。绍兴社会中上层除了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外，还有两种人：封建知识分子和商人，两者都是外向型的。学者的出路照例是科举。而绍兴人则大量做师爷，管理全国各级政府办公室的文案，几乎接管了全国各地政府办公室的师爷。老戏里师爷的脸都是红鼻子，大概是因为都喝酒。商人的出路就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铺，卖绍兴酒。我家近几代的祖上也是绍兴的师爷，我爷爷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辈，两家人先后迁居江苏淮阴、淮安做县官，于是结了公婆。1898年我出生在淮安。我奶奶是淮阴农村妇女。所以，我的血液里有农民。我妈妈美丽善良，她有三个孩子——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死了，一个弟弟还活着。我母亲在三十五岁时死于肺结核。原因是爷爷去世后家里每况愈下，妈妈也因为劳累过度生病了。祖父50多岁去世。他生前不生产，不买地，只有不动产。等我们联系到父母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没落了。叔叔当师爷，父亲(周绍刚)当文书，盈利不足以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向来好面子，摆虚场面，宁愿负债也不愿丢面子。所以，我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难。父亲经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就开始掌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娱乐。在这方面，他给了我一些锻炼。我出生不久，因为舅舅周易病重。按照传统习惯，我被我叔叔收养了。他叔叔去世后，他由守寡的阿姨抚养。我的姑姑，陈，继承人的母亲，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她曾经在我五岁的时候给我讲故事，比如《天雨花》，

《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做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做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孙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致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三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也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五月返重庆。六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一九四○年三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庆，七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是为了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助。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马歇尔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未完待续) 这是周总理的自述自述就是讲自己的基本情况最忌华而不实。。不能弄虚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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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2012年，总写婆媳关系的文章。这种评估活动之际，现在，我通常做才能理清思绪剧情总结，以促进自我激励，启发和鼓舞他人，也算是为创建和谐社会做一些贡献，吧！ 我毕业于2092漯河教师2094工作在新年结婚的丈夫认为已十六年公公婆婆都在农民的郊区，现在已经年过七旬的年龄。十六年来，我一直生活与她的母亲和父亲。十几年生活在一起，使本已婆婆也不知过了深厚的感情，不适合彼此的第一次结婚，发展，依靠对方的耐心与我和我妈妈的，我的丈夫和我都差不多开始从无到有，结婚，孩子，没有能力盖房子的丈夫管，看到别人买房子给我的丈夫和我也有心理不平衡过，但自然善良我看到老人年龄的身体，温暖的笑容，做没有心脏要什么，当我的儿子出生于2000年，老人的孙子500美元抱怨，我让他们拿四百，剩下的一个作为婴儿礼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丰富的物质生活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宝贵的精神生命，生活，和睦相处，同时也超越了神可以住。此外，我的丈夫和我有一份工资，虽然支持不着也饿了。当9年我的月薪四五百元，总是20，50的给她妈妈的钱，让她串亲戚，逛庙会。有人说：世界上最婆媳关系的困难，是一对天生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我绝不会这么认为，但我的努力相处的公婆，并得到很多很多的温暖。事实上，法律是对我特别好，她是农村妇女的人，思想很容易理解一些事情在外面，只知道在田里的工作，每天骑着三轮车回家做家务。当然，我也尝试着做她的好女儿。在日常的生活开支，我试图合理化，克勤克俭，一定花的花，花不应该被浪费掉。消耗尽可能的程度，以及两个老人保持一条水平线。偶尔从街上买奢侈品，他们提供的是要大打折扣。当老人头痛脑热，我会抽时间带他们到医院检查，治疗。我觉得我与公婆的关系特别好，有时我和丈夫有一个小麻烦的父亲也直言批评我们。但据我所知，不是说好听的话，但他不关心我们。 我特别注意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需求，休闲回忆回忆陪他们之前谈的事情，并给他们讲解了电视新闻，并买了一些古装剧和现代戏剧的CD通过看电视，聊天沟通，关于基本的和现代的现实事物的认识水平老人充实自己的生活。当我骑着电动车的老人和孩子外出探亲，逛庙会，逛漯河食品节，邻居们羡慕，让两位老人充满了自豪。 关于阿姨，我要特别注意两姐妹的态度。他们告诉我这个兄弟的妻子是非常密切的，我总是在假期吃取悦他们的家庭大人小孩，都希望自己的孙子，但一顿饭下来，累得我腰酸背痛脖子疼，但我觉得我的付出换来的家庭的幸福，这是值得的。 有限公司这些年来，我所做的事情有两件事情最两位老人的满意度。第一次是在2006年，我发起并参与旧房改造，新房建设历时一年多，在2007年的夏天，我丈夫和我走的老建筑河沙拆迁之际优势，买很多经济实用的建筑材料，只用了两栋楼建成超过30000美元。同时，虽然我们有力量流的汗水，晒黑的脸，手粗糙。但换来的是全家人住在新房子与幸福，她的母亲表达我的父亲在朋友和家人的信贷面前，很多人说：“我的儿子之后，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老师的妻子，这是我的高烧香à。“这让我感到有知识，这是它有利于真理的认识，同时也感受到生活的乐趣。第二件事是要推进生病的母亲去医院。有时她的母亲认为很固执，尤其是因为他们害怕看医生，不说什么，当你有一个小病，不要等到拼命坚决不就医，春天在2008年，她说，左手臂疼痛，家里还以为是时间来建立累了一套房子，又过了几天，她说腿疼，我问她，如果她的左腿，当她说是的，我意识到的肢体疼痛的同一侧可是脑血管疾病，让她去医院检查，她说什么也不去，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病，我让老公做思想工作。最后，她被她的丈夫被迫同意去检查。检查结果，医生的脑梗塞的小血管说道。如果不及时输液，会慢慢发展成瘫痪，听到她的母亲开始哭泣。在医院住了20多天，身体完全康复。在医院里，因为两姐妹并不总是太忙等待，谁想到我是她的女儿又在同一间病房。 我相信有付出回国琐碎的多数，只要你爱你的丈夫，你必须爱他的家人，因为他的父母花了很多为你准备你的另一半的努力。你是公公婆婆的劳动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如果你太在意的小事，丈夫只能陷入两难的中间。反过来，将极大地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幸福就会越来越远离两个。所以，我劝了世界的妻子：怀揣着博爱的绳子，你会牵绊的爱和幸福。 以上是我的生活的一点经验和感受，其他的方法我不会形容。虽然我们已选择了我的“贤内助”，但我也认为有很多不足之处，在许多地方。我会更加努力学习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反思。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给学生，亲戚，同事，播下爱的种子给别人，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活的价值。

你可能关注的问题四、一个50岁女人的自述：我不想再过夫妻生活了，我想分房睡，怎么办？

01婚姻是一场修行，好的婚姻是两个人的修行。婚姻和恋爱毕竟不是一回事。恋爱更多依靠的是激情，而婚姻则是一项长跑。很多人步入婚姻，突然发现曾经的甜言蜜语、相濡以沫被残酷的现实洗刷干净了。于是，很多人开始抱怨、斥责，甚至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而那些终究没有走出婚姻磨合期的人，则选择了以离婚来告别彼此的怨恨和伤害。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不如意的婚姻就好比是座地狱，一辈子鸡争鹅斗，不得安生；相反的，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就能百年和谐，幸福无穷。”在这条长长的修行道路上，需要用心呵护。两个原本陌生的人，因相爱而结婚，然而当所有激情都已经退却，当甜言蜜语、温馨、诱人的浪漫色彩在爱情中褪去，婚姻也开始归于平淡。很多夫妻在走到一半的时候，甚至都不愿意和对方睡在一张床上，于是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分居”生活。他们如同是婚姻中的陌生人，“分居”不仅会影响感情生活，也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和谐。小梅和我说，我和丈夫从结婚时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分房睡，只用了十年。小梅是我的一个比较年纪大的朋友，她今年已经41了，31岁的时候才结的婚。小梅和她现在的老公是相亲认识的，老公比她大三岁。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小梅和老公的关系很好，老公是个很体贴的人，小梅也很温柔，再加上两人年纪也不小了，于是在交往了一年之后，两个人就领证结婚。结婚的时候，老公握着她的手，向她承诺会一辈子对她好的。02小梅是个向往家庭的女人，她之所以拖到这么大才结婚，是因为她在父母的关系非常不好，小梅不想再步他们的后尘，所以在择偶的时候，就特别的谨慎。小梅相信，老公一定是那个真心爱自己的人，于是在结婚后，小梅辞去了自己的工作，选择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中，她想要做一个好妻子。老公每天上班回家，小梅就在门口迎接，然后再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两个人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小梅知道老公喜欢吃什么菜，老公也知道小梅喜欢什么样的衣服，闲暇时间，两人还一起去旅游，刚开始他们的婚姻的确很幸福。但是，这样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两年，矛盾是从小梅生完孩子之后开始的。和很多怀孕的女人一样，小梅在怀孕期间情绪特别不稳定，有时候老公加班回来的晚了，小梅就以为老公是去外面和别的女人玩去了，而且老公只要说话声音稍微大点，小梅就以为老公是嫌弃她，故意这么吼她的。尽管老公很耐心地和她解释，她仍然听不进去，好不容易坚持到孩子生下来了，真正的矛盾却开始了。小梅没有婆婆，她母亲在家还种着几亩地，一时间抽不开身，所以，没有人照顾小梅坐月子。小梅只好自己带，她第一次做母亲，也没有什么经验，孩子好几次生病她都不知道，还好她老公发现地及时，为此，老公也多次责备她，觉得她连一个母亲都做不好。夫妻之间的关系往往就是因为一些小事给闹僵的。生完孩子的小梅，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孩子身上，以前整天梳妆打扮的小梅，现在基本上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了。女人一旦开始不注意自己的形象，那么男人就会渐渐地对她失去兴趣。03小梅本以为丈夫会理解她，因为带孩子的确很不容易，但是她没想到，换来的是丈夫一次又一次的嘲讽，而且丈夫经常是很晚回来，不是加班，就是和朋友们出去玩，总之就是不想回家。孩子长到三岁的时候，小梅也已经37岁了，小梅看见身边的父母们都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也想给孩子报一个，她找丈夫商量的时候，丈夫说，“天天不赚钱，就知道花钱，我不同意”。小梅没有多说什么，不过此刻，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想要在家里有一席之地，必须学会赚钱。于是，她用当时老公给的彩礼钱给孩子报了一个学前班，这样一来，她也有时间出去工作，小梅找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工资不高但是最起码可以付得起孩子的学习费用。但是小梅和丈夫的矛盾依然没有缓解，有了工作的小梅在生活中也变得强大起来，有时候丈夫说她，她也会怼回去。这几年来，丈夫一直有打呼的习惯，以前小梅睡眠好，即使打呼声很大，对她也基本上没啥影响，但是小梅生完孩子后，睡眠质量一直下降，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很容易被惊醒。每次睡觉的时候，丈夫一打呼噜，小梅就踹醒他，一晚上下来，小梅几乎要踹丈夫好几次。丈夫说，“这打呼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你以后再这么踹我，我迟早会被你踹死的”。但是，小梅听不了打呼声，没办法，两人只好分开睡。丈夫在另一个卧室睡，小梅和孩子一起睡。很多时候，夫妻间感情变淡就是从分局开始的，就这样，小梅和丈夫一直持续着这种婚姻模式。白天像夫妻，晚上就像是舍友，没有夫妻之间的交流。有时候，两个人一天说得话总共加起来都不到十句，偶尔说的多，也只是家庭琐事和与孩子有关的事。他们不再交流彼此的感受，工作上面有什么问题也不愿意和对方说。04再后来，孩子开始上小学了，小梅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忙的时候，都来不及回家做饭，丈夫也对此不管不顾，小梅不做饭，他就和朋友们出去吃，孩子好几次都是在邻居家吃的饭。小梅觉得丈夫对这个家业有责任，但是丈夫已经习惯了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任凭小梅再怎么说也无济于事。假如她一味地要求丈夫，丈夫也不会答应，到头来苦的还是孩子。自从分床睡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睡在一起过，两个人之前即使有点小摩擦，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烟消云散了，正所谓床头打架床尾和，但是现在，小梅和丈夫两个人几乎是天天怄气。小梅为了孩子，选择了继续留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婚姻里，最后，小梅说，“由一开始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分房睡，我只用了十年的时间”。其实小梅只是婚姻中大部分家庭的一个缩影，有很多人就像小梅一样，一开始感情很好，然后开始因为一些小事争吵，再到后来的分居，最后两个人的关系闹得特别的尴尬，完全没有了家的样子。对于很多中年夫妻，为了父母，为了孩子，他们会一直选择在这段婚姻中继续隐忍，委曲求全已是常事。中年夫妻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无奈，没有人和他们一起面对，他们只能自己扛。其实婚姻就需要两个人共同守护，婚姻中的每一份子，都有责任有义务去维护这个家庭的幸福。夫妻之间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不论任何一方将自己封闭起来，都无法实现彼此的交流。遇事保持冷静，相互沟通，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认识看待问题，很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的。夫妻之间的沟通是婚姻维持下去的最基本方式，感情中即使是一点小事也会在双方的臆想里被盲目夸大，一旦小事不断地聚集，感情便会产生裂缝，导致婚姻逐渐走向灭亡。

推荐问题五、后村的女人们怎么样

按照大家的观点，或者说媒体和学界的观点，王小波的夫人李银河女士应该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这个结论，显然基于对其个人著作和言论的判断而产生。 但是，就现实情况来看，眼下，女权主义在中国似乎是一个相对含糊的词语。这是因为，按照西方的理解，所谓女权主义，是“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味着妇女解放，后传到英美，才逐渐流行起来的。 返观中国，似乎从来没有过“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政治运动”。理论倒是有的，但其实是西方的舶来品，是移植的。“五四”运动前后，确实也有部分女性冲破牢笼，寻求妇女解放。但是，这些人后来无一例外悄无声息。如果要问原因，大约与民族危亡和国内战争期间大家都无暇顾及女性的维权有关吧。那些个性张扬的女子，多数都默默而亡。这是事实。 李银河女士日前出版了一本探讨当代中国女性生存状况的新书，名字叫做《后村的女人们》。这其实是一本中国女性研究的田野调查笔记。后村，是河北与山东交界的一个村落。行政区划上属于河北，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村落里，3－4人的家庭占据了一半以上，有大约30％的人口外出打工，外出读书的41人，其中2人在读大学。这个状况，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 李银河的这本书，就写作方式而言，采用了数据与描述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多数文字采用了当事人口述的方式。全书按照女性的社会分工来进行安排，分别是“作为女儿”、“作为妻子和母亲”、“作为劳动者”以及自我评价等内容。这种安排，显然也是针对当代女性生活的社会角色而来。 从调查情况来看，中国当代妇女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陈述各不相同。一般而言，一个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如何，主要取决于年龄、受教育程度、长相、经济上是否独立等等。从李银河的调查来看，也是如此：后村这个小村，幸福指数最低的是中老年妇女，年龄越大的农村女性，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就越辛酸。在自述中，有女子屡屡提及自己幼年时代的溺女婴事件，有人屡屡提及饥饿的记忆等等。这些记忆，固然有些属于时代的不幸，其实也确实暗含了男女性别的差异在内。比如一位老年妇女，提到自己的生活，总是喋喋不休地谈到差点被亲人溺死。是外祖母将其藏在裤子口袋里才免于死难。 与老一代女性的生活状况相比，年轻一代的女孩子情况显然较为改观。她们不仅可以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而且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具有相当的自主权。此外，相貌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女孩子相貌出众，在家庭内部就比较受欢迎。反之，情况就要差一些。 李银河的这本书，大致可以看作是一个时代各个年龄段中国女性生活现状的写真。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社会女性生存研究的一个切片。当然，他们的回忆与口述部分，更可以视作一个时代的群体历史。 就现实而言，当代中国女性地位的改观想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外部世界对中国民间的影响；其二，是新中国建立后《婚姻法》的颁布，女性的权利被写入法律；另外，近三十年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宗法家庭观念的分崩离析也是重要的原因。这几个原因，促成了当代女性家庭与社会角色的变化。 但是，客观地看，在更为广大的视野里，女性的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仍然偏低。在与男性的对比中，就业、家庭分工、家庭暴力等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突出。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农村。 中国的女性权利觉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最广大的女性群体而言，她们并没有采取西方女性的激进策略。这本身，当然与传统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传统文化影响有关。就这种现状而言，李银河的“后村调查”显然还有待继续。

六、我为什么打老婆：家庭暴力亲历者口述实

时代周刊上的故事吧？（那个鼻子被割掉的阿富汗少妇的照片登在封面上 ） 这只是一个缩影啦 塔利班政府执政期间对她们有诸多严酷的规定和刑罚 女人地位低下 丈夫就算把她杀了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男权主义猖狂 塔利班倒台后 她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过去很严重的家庭暴力现象，也有了比较公正的解决途径。不过，也仅限于喀布尔等几个城市 而在农村及偏远地区 传统文化和观念仍旧根深蒂固 保守的习惯还是将绝大多数妇女限制在家里 并且在公共场所要从头到脚遮裹起来。